我常常被问起是如何开始我的工作的，早年的经历在我的人生中起了什么作用。问题简单而明确，答案却并非如此。

1928年我出生于苏黎世，随后跟随父母辗转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在10岁的时候，我来到美国，先后在芝加哥、斯坦福以及哈佛求学。博士毕业之后，我在麻省理工学院（MIT）斯隆管理学院开始了长达50多年（1956-2008）的学术生涯。斯隆为我这段令人满意且高产的学术生涯提供了非常好的助推环境。50多年里，我亲眼见证并参与了组织心理学领域中五个概念的形成与演化。这五个概念分别是：强制说服、职业锚理论、过程咨询、组织文化以及谦逊探询。1965年，我出版了组织心理学领域最早的两本教材之一，这本教材促进了组织发展理论的实践。

1956年，我与美丽的玛丽·劳梅开始了长达52年的婚姻。在她76岁时，癌症把她从我身边带走。我们有三个已经成家立业的儿女，并且有了7个孙子辈的孩子。现在，我88岁了，住在加州硅谷一个非常漂亮的退休小区的屋子里，回首一生。

成长于知识分子家庭

我父亲是一名物理学家。我见过他在家里连续工作很长时间，分析数据、写研究结果以及组织教学材料；我也见过他在家款待自己的研究生和同事，主持长时间的讨论会；我甚至见过我父母进行学术方面的争论，他们会争论研究领域内的动态，别人在做或没在做什么，某项研究或者某篇论文会如何影响到父亲的工作等。以上种种让我对学术研究有了一些自己的印象。例如学术研究需要高强度全身心的投入、在数据分析中发现了新成果后激动的心情以及当研究成果发表时那种被认可的感觉；教授们所写的论文以及著作是值得赞美和尊敬的；最后，也是学术研究最本质的，发现有价值的新东西以及通过论文和演讲去向全世界分享自己的新发现。

对于我以后会成为一名教授这一点，我从不怀疑。但我从未意识到“成为”一名教授和“做”一名教授差别到底有多大，选择自己的研究领域需要花多少时间，研究生阶段的构想与最终从事的工作有多么的不同。

开启学术生涯

1938年秋天，我来到了芝加哥，进入海德公园的一所公立学校学习。1944年，我被芝加哥大学录取。接受了三年的通识教育之后，我决定选择攻读心理学。于是，申请了当时心理学领域最强也最具创新性的斯坦福大学并顺利被录取。

在斯坦福大学，我全身心地投入到课程当中，享受那种沉浸在学科和学科变革中的感觉。一年之后修完了足够的课程，获得了又一个学士学位。在斯坦福所学到的东西对我非常有启发，于是我选择继续在这儿攻读硕士学位。作为访问教授刚来到斯坦福大学的哈里·赫尔森 （Harry Helson） 让我更加坚定了这个决定，当时他需要为他的感知权利社交影响实验找一个助研，而我刚好符合条件。

赫尔森提出了一种叫适应水平的理论，并且在实验中表明，如果我们一开始处于某个区间的参考光线刺激下，那么我们会逐渐以这个亮度的光线作为中间点，高于这个亮度的光线我们认为是“明亮的”，低于这个亮度的光线我们认为是“昏暗的”。参考光线锚定了一个点并创造出了新的主观参考点和新的适应水平。

赫尔森想表达的是，这些参考锚点可以是物理上的，也可以是人际上的。果然，我们发现，事先听到其他人的评价会强烈影响到实验中的被试者的判断。我把这个实验的结果写成了硕士毕业论文，并由此，正式开始了我作为实验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社交影响机制的学术生涯。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进入学术界。

尽管斯坦福的心理学系很强，但是我几乎已经上完了这里所有的课程。是时候看看别的地方了，我选择哈佛大学的社会关系学系，被录取后，于1949年秋天，来到了坎布里奇（Cambridge， Massachusetts）。

牛刀小试

我在哈佛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点来到这里。当时几个主要的社会科学院系的领军人物决定成立一个“社会关系学系”（SocRel），正式从普通的心理学系拆分开来。这个系包括了人类学、社会学、临床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每一个研究生都能集中研究这些领域中的一个领域，但是每个人都必须要上所有领域的课程。

我再一次开始独立的生活，不断尝试新事物。我喜欢这种感觉，但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在接下来的六到八年时间里，将不会再有太大的变化发生。日子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如果一切按部就班，我也许会渐渐失去学习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