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貌似贾政假正经者多，有趣的人少；心如槁木者多，有真性情者少。人如此，各类媒体更是如此。能够兼具两者——有趣而又有真性情，《文学自由谈》当属其一。

我说“其一”，没有说“唯一”，是因为说“其一”，我不需要对有无“其二”“其三”负责；说了“唯一”，我就得对“各类媒体”进行量化的数据分析。这活儿，在下干不了。是不是“唯一”？还是留给那些见仁见智的“仁者”“智者”去作判断吧。

一个偶然的场合，听说某核心期刊的评选部门，仅仅因为该刊不缴纳“会务费”，而把《文学自由谈》剔出了“核心期刊”圈，就曾为之愤愤不平。转而一想，《文学自由谈》离开“核心期刊”圈，不是《文学自由谈》的损失，而是“核心期刊”的损失。大多核心期刊，是高校教授们挣工分评职级的平台，那里塞满了符合“标准”的垃圾。君不见，它们已经边缘化为极少数人自慰的器具，而《文学自由谈》则仍在读者的“核心”之中。

《文学自由谈》最吸引我的是两点：一是坦诚犀利的批评精神，二是幽默、机智、泼辣的文风。坚硬的石头，常常是用羽绒包裹着的；或者说炮弹外常常包裹着一层糖衣，简称“糖衣炮弹”，当你陶醉地舔着糖衣时，一不小心火药会迸得你一脸乌青。当然也有不绕弯子，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从个人阅读兴趣，我更喜欢富有弹性的包裹着羽绒的石头：嬉笑怒骂、含沙射影、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声东击西、打打揉揉、刚柔兼具、笑里藏刀，这类文字更需要智慧和自信才写得出。

曾听到有人批评该刊每期都把李国文先生的文章安排在头条，意为应不拘一格选头条才是。但我倒要为刊物申辩一句。论为刊物撰稿的总体数量和质量，谁也比不过李先生；论嬉笑怒骂、针砭时弊的功夫，能与他匹敌的作者也不多。因此，即使作为一种“奖励”，把李先生放在一个重要的固定位置，也无可非议。

《文学自由谈》走过了风风雨雨的三十年，其中甘苦，我作为同业者，感同身受。在表示衷心祝贺的同时，更愿它在当今复杂的媒体环境中继续挺立文坛，成为批评界不倒的旗帜。刊物评选重要作者，承蒙抬爱邀我担任评委，令我诚惶诚恐。面对那些武功高强的作者群，哪轮得吾辈来评头论足？如果刊物评选“重要读者”，我就忍不住要毛遂自荐了。

我与这份刊物结缘于十年前。2004年6月到《文学报》供职时，在编辑部第一次看到它，便相见恨晚，从此不离不弃。后来有缘结识主编任芙康先生，获得一份赠阅，但我仍然从邮局订一份至家中。如此，我就拥有两份刊物，办公室和家中各一份，可以随时翻阅。这样是不是有点“奢侈”？非也，一本刊物全年订费才48元，摆一桌饭招待朋友的花费起码可以订阅二十份。从这个小细节，可以看出我对刊物的痴爱。自诩“重要读者”，也是言之有据的。

我从这份刊物所获得的营养，也是三言两语难以道尽的。记得，某年在北戴河一个理论研讨会上，坐我边上的《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先生小声嘀咕了一句：“没有《文学自由谈》，哪来的《文学报·新批评》？”对此，我未作应答。不是我的思维迟钝，也不是我心胸狭隘到讳言《文学自由谈》对《文学报·新批评》的影响。因为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不是简单用“是”或“否”就可以做答案的。其实，《文学自由谈》岂止对《文学报·新批评》有影响，可以说对我张罗《文学报》时期的整个办报理念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