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中医药杂志》发表了由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杨爱东领衔的一项研究成果《唐宋时期疫病治疗遣药组方规律的数据挖掘研究》。这项基于唐宋时期中医治疫大数据分析显示：“扶正祛邪”是疫病治疗的主要治则。

该研究按照疫病的概念主要选取了三类疾病，分别为时气（天行）、疟疾和霍乱，按照用药频次和功效分类分别进行统计。研究选择王焘著《外台秘要方》、孙思邈著《千金要方》、王怀隐、王祐等奉敕编写《太平圣惠方》以及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编写《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唐宋时期的代表性医著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其中时气（即天行）、疟疾和霍乱三类疫病。通过中国知网综合检索平台，并配合使用读秀综合检索平台、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分析医著中治疗疫病的方药，对比古今用药与配伍规律的异同，归纳总结唐宋时期治疗疫病处方用药及配伍特点，深入了解唐宋医家对于疫病的诊疗思路与临证经验，为当今临床遣方用药和科研方向选择提供参考。

本次研究发现，在唐宋时期疫病的治疗中，解表药使用比例大于清热药，且清热药与温里药的应用比例相当。时气（天行）治疗中黄芩与麦冬高频出现且关联紧密，既清热燥湿、驱除疫毒，又有滋阴防燥之意。疟疾治疗中多采用常山与甘草配伍组合，常山在本病的药物中频数最高，予甘草和之以祛邪不伤正。霍乱治疗中人参与甘草高频出现，以补助行，侧重益气固本，鼓舞自身正气驱邪外出，体现治疫补法之特点。

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后世，扶正的原则在唐宋时期治疗疫病中的地位十分重要，解表、清热、温里等药物的使用相对较为均衡，其中解表药的应用略多。而后世直至当下，在各类疫病中清热药、温里药的不同应用，在唐宋时期已经有所体现。

据悉，该研究初步探讨了唐宋时期治疗疫病的常用药味及药物关联，在后续的研究中将以本研究与现今临床上急性传染性疾病的治疗相结合，使文献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临床，为中药新药研发与有效治疗路径的选择提供参考。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记者：徐婧

以下是论文全文：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大气污染、人口迁徙流动、工作精神过度紧张等因素，导致人体免疫功能下降，感染机会增多。而各种细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的耐药性不断增强，抗生素的更新换代速率越来越快，以前一些已经得到控制的病种诸如结核病、血吸虫病、鼠疫、霍乱等又余烬复起[1]。同时，新的传染病种不断出现，如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埃博拉出血热、中东呼吸综合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2018年（2018年1月1日零时至12月31日24时），全国（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共报告法定传染病发病例，死亡人，报告发病率为559.41/10万，报告死亡率为1.68/10万[2]。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以及国际贸易的密切合作，传染病，尤其是新发传染病一旦发生，将波及全世界。

中医药不仅既往在流感、禽流感、SARS的防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当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治疗中也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3]。中医学认为，疫病是具有强烈传染性并能引起流行的一类疾病的总称。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与疫病做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据正史统计，唐代见诸文献的疫疾流行共有49次，宋代的大疫流行有40次[4-5]。唐宋时期是中医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唐宋医方中不仅有新理论提出，而且存在着许多对于现在仍有借鉴价值的治疗手段[6]。《外台秘要方》《千金要方》《太平圣惠方》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更是集大成之巨著，其中记载了大量有关疫病治疗的方药，对后世疫病医家影响颇深。深入研究与剖析这一时期的疫病用药特点与配伍规律，对更好地认识疫病发展规律以及指导当今疫病的临床实践，皆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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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释义

早在先秦时期已有疫病发生，前人认为其与反常的气候有密切的关联[7]。如《墨子·尚同篇》中有“若天降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熟，六畜不遂，疾菑戾疫”[8]的记载。所谓“疫”者，《说文·疒部》曰：“疫，民皆病也，从疒，役省声。”[9]《素问·刺法论》提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10]说明疫疠之邪具有很强的流行性和传染性。

晋代王叔和在《伤寒例》中将疫病分为“寒疫”与“温疫”两类，并将引起疫病的原因归纳为“时行之气”或“时行疠气”。王叔和云：“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11]唐代《外台秘要方》用“天行”一词替代了疫疠、时气、时行等概念。明代著名温病医家吴又可提出疠气学说，著有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瘟疫学专著《温疫论》，其中阐明：“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12]此种不同于六淫的异气，被称之为杂气。随着西方医学传入我国，便出现了“急性传染病”的概念。清末民国初年医学著作《温病正宗》云：“瘟疫者，急性传染病也。”[13]